当前问题：在民族器乐创作方面，20世纪20年代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刘天华，他借鉴西方小提琴的演奏技术，以及民族乐器如古琴、唢呐、咔戏、大播拉戏等的技法，在创作上吸收传统音乐的曲调、结构及韵味，结合西方的曲式因素，开拓了____二胡独奏音乐的新天地。

正确答案：二胡

题目来源：《中国音乐通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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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器乐创作方面，20世纪20年代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刘天华，他借鉴西方小提琴的演奏技术，以及民族乐器如古琴、唢呐、咔戏、大拉戏等的技法，在创作上吸收传统音乐的曲调、结构及韵味，结合西方的曲式因素，开拓了二胡独奏音乐的新天地。

刘天华（1895年2月4日—1932年6月8日），原名刘寿椿，江苏省江阴市澄江镇西横街人，中国近代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

刘天华父亲刘宝珊（？-1915）是一位主张新学的教师；哥哥刘半农（1891-1934）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文学家和文字学家；弟弟刘北茂（1903-1981）受刘天华的影响，后来也成为著名的作曲家、二胡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刘天华和刘半农、刘北茂三兄弟，以其在音乐、文化等多方面的成就，被世人誉为“刘氏三杰”。

清末秀才刘宝珊之子，与诗人刘半农、音乐家刘北茂是兄弟。自幼受到家乡丰富的民间音乐熏陶。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到江阴参加“江阴反满青年团”，执掌军号。

1912年随兄刘半农去上海，工作于开明剧社，业余加入万国音乐队，并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开始接触西洋作曲理论。

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32年因猩红热病逝于北京，年仅37岁。代表作有《光明行》《良宵》《空山鸟语》《歌舞引》《飞花点翠》等。

刘天华先生毕生从事民族音乐的创作、演奏、教学和民族器乐的改革，是为我国近现代民族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胡是刘天华国乐改进的重要突破口，这件乐器在我国历史悠久，民间普及度也很高，但在过去，基本只是作为民歌、戏曲、曲艺的伴奏来使用，表现力非常有限。民间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千日琵琶百日弦，叫化子二胡一筒烟”，可见其地位比较低下。

刘天华希望能打破这样一种成见，他立志通过创作来赋予二胡新的艺术生命，让它成为一个富有音乐表现力且能揭示深刻思想内涵的独奏乐器。因为他首先觉得二胡是一个富有魅力与音色个性的乐器，只是需要被赋予更多的思想深度与技术难度，增强其艺术性。他曾说道：“有人以为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此诚不明音乐之论。要知道音乐的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之上，七情俱能表现，胡琴又何能例外？”

此外，刘天华喜欢二胡，还在于它贴近老百姓，被人们所熟知，而且它售价低廉、制作简易，便于普及流传，国乐改进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让音乐能够走进大多数人的生活，给人们带来精神的营养与熏陶。他说：“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顾。”

终其短暂的一生，刘天华先生推进了二胡等民族乐器现代专业化的发展进程，创立了中国的二胡学派，并创作了“十大二胡独奏名曲”和三首琵琶独奏曲，为我国民族器乐宝库增添了不朽的艺术珍品。

一百年前，青年音乐家刘天华，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教书匠。当时和他在北大一起任教的，还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和胡适等人。

1922年，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成立。刘天华应北京大学之聘，来到北大任教。当时北大给刘天华的聘书上写的是“教授琵琶”。在北大音乐传习所开设二胡课程，是刘天华努力争取的结果。

在当时，人们普遍把二胡视为“贩夫走卒”的玩物。自唐宋至明清，古琴、琵琶、三弦、管、笛、鼓等民族器乐的演奏日臻完善。作为传统的民族乐器被人们广泛接受，但二胡却因其“胡”性而受到排斥，且结构简单，还处于原始状态。人们多视其为“粗鄙淫荡不足登大雅之堂”之物。因此，在北大音乐传习所筹划与组建时期，教务主任萧友梅其实本不赞同开设二胡课程。

但刘天华自幼与二胡接触，对二胡有着特殊的感情。幼年时期，他曾经从集市购得一把纸筒二胡。家人一度难以理解。在受聘北大的前几年，刘天华生活境遇不佳时，曾“偶赴市购得二胡一把，每日拉奏，表达不得志的境遇和心中的抱负”。

1915年，刘天华写下了他的处女作：二胡独奏《病中吟》的初稿。在此之前，二胡几乎未曾以独奏的形式在观众面前展现。一般或作为戏曲、说唱、民间歌舞的伴奏，或是参与民间乐队的合奏。

人们对于二胡的普遍认知，并没有成为阻挡刘天华的障碍。相反，改变人们对二胡根深蒂固的偏见，成为了刘天华开设二胡课程的重要原因。

在“力陈萧友梅，上书蔡元培”等努力下，北大音乐传习所在给刘天华的聘书上，正式注明“教授琵琶、二胡两种乐器”。从此，二胡这种乐器终于在高等院校有了一席之地。

除了在高校中任课外，刘天华还热情辅导社会上的二胡爱好者。他曾在工作间隙，连续数年义务给一位家境不好的电话局工人授课；还曾建议举办暑期音乐学校，为社会上的音乐爱好者和中小学音乐教师提供学习的机会，主张“学费收的越少越好”。

为了更好地改变当时的人们对二胡的态度，从根本上找出中西方音乐上的不同，1923年，刘天华开始学习小提琴。在当时繁重的教学压力下，以刘天华28岁的“高龄”学习被认为乐器中最难之一的小提琴，受到的阻碍可想而知。据他的儿子回忆：“虽然课时负担重，但是父亲每日仍然保持五、六小时的练琴时间。有时候就那么热菜的几分钟，他也不肯坐下歇歇。一手提着琴匣，一手就开始解长衫的扣子。走到书房，扣子刚好解完。衣服一脱马上就开始练琴。”

很多史学家都认为，刘天华的二胡教学体系，正是自1922年起开始形成的。到30至40年代，以刘天华弟子为代表的一群青年音乐家们组成了二胡的创作队伍，如陈振铎、储师竹等人，纷纷活跃在二胡表演创作的舞台上。

刘天华的弟子谌亚新曾回忆：“当时（三十年代）先生的著名弟子蒋风之先生经常在协和礼堂举办二胡独奏音乐会，每场演出必然满座。那时候的观众热情，已然达到了高峰，真是盛极一时。”

刘天华到北京任教后的这一时期，城中的演出活动也逐渐活跃了起来。在北京的工作使得刘天华能够广泛地接触到各类民间艺人和传统艺术大家。在教学之余，刘天华活跃在北京的大小胡同中：拜访的艺术家遍布北京城，从走街串巷的艺人，到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他一直不断地学习、收集和整理民间音乐。

所谓“教学相长”便是如此。这一阶段也是刘天华的创作高峰期，他的大部分二胡作品便是在这一时期定稿的。这些作品都成为了目前中国民族音乐的传世之宝。

2017年，北京大学的周映辰教授曾在《中国乐派的两条发展路径》一文中这样评价刘天华：“刘天华的作品，如今已被人们看成真正的国乐，真正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但在当时，它们实在是太新颖了，太新潮了，太先锋了。刘天华的未完成稿《中西音乐的争执问题》，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文献。”